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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蒙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

2018-06-08 14:51:46

我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少年和青年时代,因为正赶上大变化,旧中国灭亡,新中国成立,对历史、生活有一种特别新鲜的感受。这个感受,如果不写下来,以后的人未必知道,自己也未必记得住。你不可能像那时那么兴奋、那么单纯、那么激动,不写下来,这段生命就没了,就再也找不着了。

我动笔写小说以前,有一个很可笑的故事:当时个五年计划要开始了,要进行大规模、有计划的经济建设。我看了苏联作家安东诺夫的小说《个职务》,写建筑工地的,完全把我迷住了。我就想一定要上大学学建筑,当建筑师,要到处盖房子、盖楼。但这愿望没实现,才开始写起小说来。

我当时喜欢成名,喜欢被人注意,哪怕引起别人的愤怒。

1956年,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》发表,《文艺学习》杂志组织全国性讨论,赞成的、反对的,都有一大片。我那时还不满22岁,觉得一篇小说这么横,一下子就成事了,又有毛主席出来说话。我当时喜欢这个,喜欢成名,喜欢被人注意,喜欢自己的作品能够感动别人,哪怕引起别人的愤怒。

我当时想得比较简单,好像革命成功,就天下太平了。当时有个说法,叫“从胜利走向胜利”,没有想到会有曲折。1957年“反右”,一些报刊已经很警惕,我自己的情绪也受到很大的影响,一直到1962年,这段时间我是被完全封杀的。1962年我发表了一点作品,到了1963年、1964年又被封杀了,一直到“文革”结束,前后两段加在一块是二十多年。没人发表你的作品,报刊不理你,或者不再发表,或者说感谢你寄来的稿件,但是不准备发表了。

1962年、1963年,我还有一点动力写作,再往后,我更多的是想学到一些新东西。1963年年底我到了新疆,当时的想法是,希望能有一些成就、一些作为,那么在新疆或者将来再回北京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。就是能写出更好的东西来,能写出——按照当时的观点——为人民所欢迎、所需要的作品来。

我知道新疆对我会是很大的考验,包括物质生活,以及可能会有的政治上的压力等;但另一方面,我又非常渴望有一种新的生活经验。另一个民族,另一种语言,另一种唱歌和跳舞的方法,另一种建筑。我觉得这些新东西太宝贵了,人活一辈子,就是对新鲜经验的这么一种追求。

“文革”一开始,我也有点架不住了,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其实我并不在“文革”的风暴中心,完全在边缘,因为我在农村劳动,已经不是目标了。“文革”的闹腾强度,新疆比北京、上海、广州这些大城市相对小一点,但闹得也很厉害。很多人都没有联系了,也不知道他们的情况,像老舍自杀,我是很晚才知道的。

大概是1978年,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还有一些出版社开始有人给我写信。他们表现得也不是特别热烈

王蒙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

,但是至少认为我是可以接触的人了。我给《人民文学》写了一篇小说,过了大概两个多月,突然寄来一本杂志,小说发表了。当时我正在跟爱人一块包饺子,兴奋得连饺子都顾不得包、顾不得吃了。

其实当时我已经放弃了,“文革”开始以后,我就几乎不再想文学的事情了。1978年年底,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,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》得到平反;1979年年初,“反右”得到“改正”。1979年6月,我回到了北京,在北京市文联“专门从事创作”。

不相信什么,也就是另一面的相信什么。

担任公职之后,你所面对的就是共产党这样一个执政党,面对的是国务院这样一个政府机构。何况你又早就是它的党员,所以,你有你自己的任务。这个天然属性,矛盾也很多,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,别人有时候很难判断你的选择。

以我来说,11岁和北平地下党组织建立固定的关系,14岁就成了党员。1949年,我还没满15岁,就成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干部。远在我成为写作人之前,就已经投入这样一个政治生活、革命生活。所以我和因为担任了某某官职就不再写作的人,情况是不一样的。

中国的变化非常快,北京人有一个半开玩笑的说法,叫赶上什么算什么。你赶上革命的凯歌行进,新中国的建立,到处红旗飘,到处打着腰鼓,这是一个劲头;赶上政治运动,赶上文化大革命,到处又打仗、又辩论,这又是赶上了;你赶上思想解放,发表各种意见,这也是赶上了。所以每个人生活的经验,历史上的定位,差别非常大。

我想,北岛说“我不相信”,可以说反映了“文革”后期那一批青年作家中不少人的心绪。而我们这一代人,所谓50年代的作家,一个特点就是相信。就是相信革命的许诺,相信历史的前进,相信新中国的这些目标,都能够达到。这样一种相信,我有时称之为“光明的底色”,可以看得出来对我这一生都有影响。比如说我到了新疆,仍然抱着一种积极的态度来对待人生,并不是就此悲观失望,甚至于痛不欲生,或者颓废堕落。

其实不相信什么,也就是另一面的相信什么。

(文化责编:小飛侠客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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